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OI）于1984年创建，今年已满四十年，笔者在这里分享一些过去发生的故事，或许对读者有所启发。

NOI的创建，和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有关。1984年，他在上海参加一个微电子技术展览会，看到当时初一在读的李劲同学在计算机前演示程序，看后便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人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据此，中国科协和教育部提议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举办一个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1。CCF接受提议并起名为“全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当时CCF 有一个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是清华大学教授吴文虎，于是CCF就让吴教授牵头，带领几个人操办起来。20世纪80年代，拥有个人计算机（PC）的单位和个人很少，根据当时的赛制，全国参加决赛阶段答辩的选手只有几十个中学生。也是在那一年6月，我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硕士毕业。尽管CCF的秘书处设在计算所，但我对此事却毫不知晓，当时CCF和我并无任何关联。但12年后，似乎是命运使然，我鬼使神差地被安排到CCF从事专职工作，后来居然还担任了NOI的第一负责人。

在NOI竞赛初创的前几年，规则是由负责竞赛的老师出几道题目，让学生编写程序，老师再给出一组数据让程序运行，运行通过就得分，否则不得分。那时候没有计算机自动评测系统，都是手工评测，需要把软盘插来拔去，非常麻烦，但还是可以把学生们的成绩分出等级来。奖项分金银铜，金牌数为10枚。

1987年10月，一位名叫布拉格韦斯特·圣多夫(Blagovest Sendov)的保加利亚教授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写信，建议创建面向青少年的国际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他的建议获得了采纳，国际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OI)于1989 年创建，第一届就在保加利亚举行。由于举办国是欧洲的非英语国家，“计算”(computing)一词在当地语言中是“informatica”，于是赛名中的“计算机”写做“informatics”。国内不知道在欧洲“informatica”是计算（机）的意思，于是把这个词翻译为“信息学”，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为了和国际竞赛名称保持一致，国内的“全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更名为“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NOI。若干年后，NOI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也只能“将错就错”，不再更名了。但因为“信息学”这三个字，我们常常要多费口舌向人解释。可见，一时的误解往往会导致很难改正的错误。好在，40年过去了，大家也都知道NOI这三个字母是怎么回事了。

尽管那时NOI的最后一轮是不足百人的竞赛，但要找到这么多配置完全一致的计算机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幸运的是，在初创的前几年，北京市科协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多次承办NOI，为NOI前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6年9月，我作为一个研究技术的人，不太情愿地被计算所安排到CCF从事专职工作，当时NOI由时任CCF秘书长陈树楷先生负责。1998年10月，陈树楷卸任CCF秘书长，我担任CCF代理秘书长（至2000年4月），NOI的事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此前，CCF就通过中国科协、教育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会签，向IOI国际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2000 年主办IOI，后获得批准。1997年（主办前三年），按照IOI规则，中国有资格进入IOI国际委员会担任委员。IOI 1997由南非主办，清华大学教授薛宏熙与我一同参加了IOI国际委员会会议，此后就由我代表中国出任国际委员。这样，我在IOI国际委员会干了七年，直到美国主办完IOI 2003后才退出。

中国获得了IOI 2000的主办权，那就要把这件事办好，为国争光。中国科协通过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了600万元人民币（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有了经费事情就好办。在组织机构方面，我作为CCF的代表，被任命为执行主席，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的领导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屈就担任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大度和大局观念。为了扩大竞赛的影响力，我们希望按照前几届主办国国家元首写贺信的惯例，请中国的国家主席也写一封贺信。我找到十位院士，请他们联名给时任国家主席写一封信，由中国科协递交到中办。幸运的是，在IOI开幕前我们收到了国家主席的贺信。开幕那天，全国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IOI开幕的消息，成了全国的大新闻。

那时，CCF只有3名专职员工，举办这么大的活动简直不可想象。在中国科协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多个由志愿者担纲的委员会，如科学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后勤保障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活动委员会、赞助委员会、向导委员会，还聘请了法律顾问、艺术总监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动用社会力量办活动，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最终，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据许多参赛的外国领队称，IOI 2000是IOI创建以来最好的一届，而此后的很多年，似乎没有哪个国家主办的IOI能超过我们。在竞赛内容方面，我们面向世界广泛征集竞赛题目，最后由国际科学委员会审定。值得一提的是，6道赛题中有3道是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学委员会委员王宏博士提交的。在评测方面，科学委员会在尹宝林教授的领导下开发了自动评测系统，保证了整个竞赛评测的正确和流畅。在宣传方面，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还策划了几个专题节目，非常出彩。关于竞赛用机，联想集团借给我们三百多台型号统一的全新计算机，专供大赛使用。

由于IOI 2000办得非常成功，加之我在IOI国际委员会任职七年，有比较好的声誉，在2005年新设立的IOI主席(president)选举中，我参加竞选并最终当选，任期三年。2010年，我获得了IOI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卓越服务奖。

IOI 2000的成功举办对NOI的多元化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筹备IOI时，科学委员会由来自清华、北航、北大、人大、北科大、北工大等大学的专家组成，这种多元化把广泛的专家资源聚拢了起来。IOI 2000一结束，我就着手变革NOI的科学委员会。专家从单一来源扩展到北航、北大和人大，由吴文虎教授担任科学委员会主席，北航的尹宝林教授担任副主席，后来其他大学的专家也相继担任过副主席。借着IOI的东风，NOI 2001我们就采用了由尹宝林教授主持开发的自动评测系统，使NOI在技术上跃上一个新台阶。2006年，吴文虎教授年满70周岁，从NOI科学委员会主席岗位卸任，王宏被任命为NOI科学委员会主席，直到2022年。吴文虎教授退休后以顾问的身份继续在科学委员会发挥作用，他在科学委员会担纲22年，为NOI初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获得“CCF卓越服务奖”。此后，尹宝林和王宏教授也因在NOI中的杰出贡献，相继获得了“CCF卓越服务奖”。近年来，NOI科学委员会又制定了竞赛大纲和命题指南，使培训和竞赛更加规范化。

NOI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活动，只靠CCF是不够的，需要在全国各省市建立地方组织机构。于是我们在省一级任命了竞赛的负责人——特派员。现在，除西藏外，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参加NOI。

省组织单位是NOI在基层的组织，这些组织和负责人的能力和责任心如何，关系到其所在省市奥赛的普及面和成绩。为了激发省组织单位的积极性，CCF采取了动态竞争和授权的方式，每一授权期为3年。这样，每个被授权的单位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感，否则就会失去机会。另一方面，CCF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满足他们的诉求，也赋予组织者一定的权力。

NOI创建后的前17年，竞赛组织体系几乎没有变化，每个省3个选手，缴费也很少，CCF 作为一个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社团，很难支撑一年一度的大赛。2001年，居然发生了没有单位愿意承办NOI的尴尬局面。当时CCF出了一笔钱，支持在西安的西北大学承办。NOI 2002的承办单位天津市科协也遇到了困难——当年没有相应预算。为此，CCF借给了天津市科协一笔钱。这两次竞赛办得都很好。

无人愿意承办竞赛的情况让我意识到了NOI的危机，必须改革。一方面，增加参赛选手，把每省的（基本）参赛名额增至5人，其中至少有一名女性选手。2005年，NOI新增了夏令营选手（非正式选手），两年之后，夏令营选手成为正式选手，被称为B类选手，规模继续扩大。B类选手实际上是对没有进入省队但比较优秀的学生的奖励，但在规则设计上，B类选手的参赛并不会压缩和抢占原有省队选手获奖的空间和荣誉。另一方面，由参赛选手承担必要的食宿费用，减小了承办单位的经费压力。此外，NOI还多给承办单位少量的参赛名额。这样，承办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此后CCF再没有遇到过找不到承办单位的尴尬局面了。

NOI的宗旨非常明确：它属于课外科学教育活动，目的是给那些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机会，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校的计算机教育提供新的思路，推动计算机科学知识的普及。这与IOI的宗旨是一致的。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功利心比较重，学生参加（任何）活动，首先想到的是对升学是否有利，这在NOI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参加竞赛对升学没有好处，家长往往会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当然，真正出于兴趣而参加的学生也是有的。

五项学科奥赛因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国际性，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可信度。出于对五项奥赛的认可，教育部在2001年决定，获得省级联赛一等奖的学生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这对于每年数以万计的参加奥赛的学生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激发了更多学生的参赛热情，学生在获得联赛一等奖后可直升大学，免去高考的煎熬。但问题很快便接踵而至：联赛是由各省组织的，一个省有若干个分散的赛点，监管困难，很难防止作弊。

面对行政部门对竞赛的“鼓励”，CCF第一时间发声，希望能够将奥赛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而不是和保送上大学挂钩。

对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不管竞赛是否“偏航”，为了达到直升大学的目的，真是费尽了心机。有人想方设法在竞赛现场作弊，也有机关干部在赛后到CCF或托人为其子女说情，希望加分获得一等奖。当然，也有另一把“软刀子”，就是送礼送钱。更离谱的是，有家长为达到让其子女参加全国大赛的目的，向上控告CCF。各种各样的手段，不一而足。近年来，呼声较高的是希望增加金银牌的获奖比例和数量，以便能够借“强基计划”进入大学。

面对各种作弊、说情、行贿、威胁和干扰，CCF同仁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管理手段，不为所动，维护了竞赛的公平和公正，使竞赛有序进行。

正如上文所说，为了获得好处，作弊手段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繁多。2005年举办省级联赛NOIP时，内蒙古某NOI负责人做起了竞赛的“生意”：他通过作弊的手段让一些学生得到高分从而获得一等奖。此事被学生的家长举报。2006年2月9日，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变味儿的“奥赛”》一文，爆出了内蒙古组织单位作弊的这一丑闻，立刻让全国炸了锅，也把矛头指向了主办单位CCF。

当时我担任CCF秘书长，并兼任NOI总负责人。面对这一危机，我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看到新华社的通稿后，次日我便以CCF NOI竞赛委员会的名义在网上公开发声：我们不会姑息这种舞弊行为，将对舞弊者按规则进行严厉处罚；同时，改进组织措施，强化竞赛的监督机制。我对媒体说，这一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加强规则的执行和对竞赛活动的监督，使竞赛真正成为中学生课外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平台。2月13日，CCF向主管部门中国科协呈报了《就内蒙古发生信息学奥赛舞弊事件的处理意见》。

2月16日，我作为CCF秘书长，组织召开了NOI竞赛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联席会议。我明确表态：第一，尽管问题发生在地方组织单位，但作为主办单位，我们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向全国人民道歉；第二，我们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要承诺公正、不作弊、不通过竞赛获取不当利益；第三，派学会理事前去监督，同时，在竞赛组织上予以调整，收缩赛点。参与这项活动的主要成员均签署了承诺书。随后，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全国人民告知我们的决定，以获得公众的理解。新闻发布会后，这一波舆情基本平息了。我们通过成功处理这一次危机，把NOI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

2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头版头条文章《是奥赛与高考保送脱钩的时候了》。我借助媒体，呼吁竞赛与高考保送脱钩。7月7日，我代表CCF执笔撰写了一份报告——《关于取消保送信息学奥赛省级比赛一等奖上大学的建议》，直接递交到中国科协并转呈教育部。2007年，教育部终于宣布取消联赛一等奖保送大学的政策，改为仅在高中阶段获得全国总决赛金牌且入选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具有保送上大学的资格。

由于CCF有一套科学和严密的制度以及很好的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加入到了学习计算机科学的队伍中来，而从他们中选拔出优秀的学生代表中国参加IOI，每年都能获得优异的成绩。如果说NOI有什么值得总结的话，那就是三条：崇高的价值取向、开放性和良好的制度。

从上述几个故事可以看出，NOI并非风平浪静之地，而是有暗流不停地在涌动，要使NOI这艘大船在大风大浪中向着目标航行，绝非易事。我们不会就此止步，将继续密切关注社会、教育和技术的发展，及时调整竞赛的技术、环境和规则，使NO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注：

杜子德

CCF杰出会员，NOI主席，CCF前秘书长。zidedu@ccf.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