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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感受、判断、追问意义这些事也可以被机器替代，人类还剩下什么？但如果这些事不能被替代——那它们究竟是什么？
我小时候学打算盘，打得很好。后来计算器来了，这个技能慢慢没了用处。我没有停下来，学了计算器，学了编程，后来做机器学习。一路走来，我跟着技术的节奏，与时俱进。
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真正回答：跟上的，究竟是什么？
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能力边界的拓展与跨越。算盘增强了人的算数能力，计算机扩展了人的推理能力，而今天的大模型，正在触及更深层的领域——语言、判断，以及感受和生成意义的能力。每一次技术跨越之后，人类都不得不重新面对同一个根本问题：当工具越来越强大，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1950年，维纳写下《人有人的用处》。很多人以为他在安慰大家——别担心，人不会被取代。但那是误解。维纳说的是一个进攻性的命题：人与机器是共同进化的物种，机器越强，人就必须越深刻。他不是在说人能活下去，他是在说人必须主动进化，否则才真的没有用处。
那么，往哪里进化？如果连感受、判断、追问意义这些事也可以被机器替代，人类还剩下什么？但如果这些事不能被替代——那它们究竟是什么？
它们是人文。
当机器接管了所有可被计算的劳动，剩下的不是空白，而是人类最后的专属领地。这片领地，是人文数千年来一直在耕耘的地方。AI的出现，不是在压缩人文的空间，而是第一次让人文变得不可回避。过去人文是选择，现在人文是答案。
在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HKGAI），我们做的事情是培育一个“数字香港人”。不只是在训练一个工具，更是把它当成一个孩子在养——不断地告诉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让它讲香港话、识香港事，懂这座城市的法律精神和价值观。养一个孩子，靠的不是硬件，靠的是文化、历史、语言、社会记忆。要让模型变成一个香港人，只能靠香港自己的数据。没有人文，模型只能模拟语言，却难以承载意义；没有人文，AI 也只能拥有技术上的自主，而无法形成文明上的自觉。
维纳的飞轮，正是在这里转动起来的：更聪明的人创造更强大的机器，而更强大的机器又反过来逼迫人变得更加深刻。这个循环能否真正成立，取决于那个“更深刻”究竟从何而来。
它应当从人文来。
郭毅可
CCF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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